我在派驻北京的第三年遇到了王晓军。那天我正在广州度假，接到大使馆的紧急电报后，总领事派人赶到珠江边上的酒吧，把烂醉如泥的我匆匆护送上了当晚回京的末班机。那时还没有手机，负责接机的同事见我迟迟没出来，只好拿着使馆专用的通行证闯进了控制区……这桩丑闻时至今日仍被不时提起。去年我到华盛顿参加传统基金会的晚宴，遇见当年的政治部主任基思先生，他一见我便大声地向身边的朋友介绍：这就是我常和你们说起的紫禁城酒吧公主Serina！

第二天早上被叫醒时，昨天灌下的百家得151依然烧得我头疼欲裂。尽管基思先生事先打了圆场，王晓军刚见到我时还是微微皱了下眉。这年轻人和我年纪相仿，穿着一身像是哪里偷来的皱巴巴的西装，没系领带，却紧紧地锁着衬衣上的每一颗纽扣。嗯，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心事重重，而我的任务就是打开他们的心扉，翻捡出每一样对兰利的分析师有用的零碎。

基思给我的简报上说他为中国人的情报机关工作。三年来，我见过太多的知识分子，只不过给那些部门打过些小报告，领过几笔线人费，就自称是秘密世界的一分子，试图以此获得美利坚的庇护。根据其他同事的初步了解，这个王晓军一直在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我们了解中国同行的圈子，这个国家有很多以研究所为名的秘密机构，但并不包括王晓军供职的这一家。

在两杯黑咖啡的作用下，我强行打点起精神，按下了手边的录音键。“王先生，在这里您是安全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我来自一个特殊的机构，这个机构里只有几个和我一样的人，我们的使命是监控那些写字的人，不管他们写的是小说、诗歌，还是请假条。”

“唔，我们完全理解。您的国家里有个强大的宣传部。您是在为他们工作吗？”我故作天真地望着他。

“不，和你想象的完全不同。我们中的每个人都经过了严格的甄选和培养，具备常人所不能及的特殊能力。这样说吧，我能够从一本小说、一篇文章里破译出这个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更准确地说，是透过文字里的各种蛛丝马迹还原出掩藏在字面后的那个人——请注意，是全面地还原，或者说叫重建。比如我的一位同事，最近就通过登山游记发现了一位著名作家有婚外情。”

“……就算您说的是真的，那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再说了，这和国家安全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一定知道上个月我们取缔了一个激进的Z独组织。但你肯定想不到，这个案子就是通过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三首白话格律诗破获的。”

“我想起来了，您所说的这些，好像属于语言分析和诠释学的范畴。这在文化界与情报界都算不得新鲜事。只是在情报分析领域，我们更强调推理的客观性、逻辑性与严密性。”我在费城听过一场傅伟勋教授的讲座，王晓军说的倒也并非信口开河，只是被他渲染得有些耸人听闻罢了。

“那是你们西方人的路数。在中国，通过文本来排查不忠诚的隐患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技术远远领先于你们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王晓军果然察觉到了我的弦外之音，“我们既跟随最精通中国文化的大师学习，也时常到全国各地的监狱里去和最顶尖的犯罪分子交流，他们对中国人性的把握倒也十分到位。最近，我们还招募了一位有这方面天赋的美国人，经过我们的系统培训，他现在虽然还在见习，却已经发现了马克吐温的作品可能有代笔。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成就啊……”

“可是王先生，您知道这个研究领域并不是兰利所感兴趣的。在帮助您离开祖国之前，我们还需要一些更有说服力，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东西……”

“您知道，我们的监控对象不但包括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有时也包括地方与军队上的领导干部。事实上，我们有一部红色电话机，可以直通一号首长的办公桌。”

我终于提起了兴趣。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王晓军提供的情报越来越有份量。他甚至现场演示了如何从一名地方首长鼓动唱红歌的讲话稿入手，通过心理模拟诊断出后者属于“I-13型转基因人格”——王晓军简单地解释了这个分类：“土肥原贤二也属于这种。”

我们畅聊了一天，相见恨晚。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您为什么突然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呢？”

“最近我们才知道，组织上还成立了另一个同样性质的机构，但监控的对象却是我们。前天上午，他们调走了我过去几年写的所有报告……”

我不禁为这个中国同行感到悲伤。在和基思先生短暂磋商后，我带王晓军来到了一扇小门前。

“这里人多，你先到里面休息一下。”

王晓军感激地对我笑了笑，我和他拥抱了一下，关上了门。

接下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